乙丑年是那几个年份清朝彭涛是什么人

彭涛： 晚清

1645年6月，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一道命令：

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居贰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十天)，直隶各省地方自文到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按指占领)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1]

改朝换代，要臣民“易服色”、“正衣冠”，把老百姓外表变一变，表示与前朝前代划清界限，以正观瞻，本属正常，在北魏时期就有过，但从未像大清朝这样严厉。满人刚入关时，对汉人是否留发，也还是“姑听自便”的，即使朝廷之上，满汉官员，也各穿他们原来的服装，为什么转弯这么快，就要“杀无赦”呢？原来，有个无耻的明朝进士孙之獬，降清之后，主动改从满制，剃发留辫，以表忠心。但每逢朝会时，满汉大臣都不买他的帐，满班官员说他是汉人，汉班官员说他是满人，都不让他入列。孙之獬一怒之下，上奏顺治皇帝：“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制．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清统治者于是顺手推舟，把留发不留发，看作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下令剃发留辫，违者视作反抗朝廷，杀无赦。于是，清兵一手拿剃刀，一手拿屠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本来清军铁蹄所到之处，就是一片血雨腥风，如《扬州十日》、《东华录》里记载的清军屠城，这下因为剃发又找到一个大加杀伐的理由。

267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3 月5 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通令——《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

满虏窃国，易于冠发，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从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

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巳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特饬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囿犯。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留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此令。[2]

孙中山的总统令，要求国民“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除虏俗”，“壮观瞻”，虽然没有像清朝统治者那样“杀无赦”，但还是“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在孙中山看来，剪不剪辫子，也是个旗帜鲜明的政治问题。

一个政权的起幅和落幅，与头发的干系这么多，这确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事情。这往往使人感到迷惑。

辫子，汉人古已留之，只是不像满人那样要在脑门上先剃掉一圈毛再编起小辫子。在儒家的政治辞典里，头发辫子之类的东西，是人体肉身的延伸，不仅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能否保全，事关孝道，不得轻率。孝经开宗明义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头发，实已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民族禁忌或记忆，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遵法度，守孝道的一种文化仪式。正因为如此，满人入关后勒令剃发留辫才具有征服的象征意义，明末清初的人民逃避剃发才具有反抗意义，清末志士仁人断发剪辫才具有革命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直觉现象学的创始人梅洛·庞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 。或许，我们从头发，或辫子这个角度入手，看看晚清及其五四一代学人，他们如何对待辫子问题的。

晚清及其五四一代人，许多人革命是从辫子革起的。

先说章太炎。

章太炎既是一代国学大师，也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是民主革命的最坚定者之一。他一生曾经七次被追捕，三次下狱。清末任《苏报》主笔，倡言反满排满，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参加同盟会，组建光复会，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君主立宪，反对帝制。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复辟，“以大勋章做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他把大学问家和大革命家两个角色切换得如此优容自如，无论在近代学术史，还是革命史上，都是一个奇观。

章太炎的辫子革命有强烈的仪式色彩。1900年7月26日，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在上海张园，沪上名流八十余人开会，组织了一个“中国议会”，准备以上海为基地，武汉为前线，湖广为策应，组织南方军队，北上拘押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营救出来，然后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参加者有退隐的高官文廷式、马相伯，有曾国藩的大幕僚容闳，还有知名学者严复、宋恕。会上，章太炎激昂慷慨，表示要彻底反满，不与光绪皇帝共戴一天，于是咔嚓一声，辫子应声落地。据考证，这是中国文人在中国本土剪下的第一根辫子。[3]在章太炎落发剪辫之前，早在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愤然剪掉辫子，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他的追随者也纷纷仿效。而一些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了不被人耻笑的拖着条“猪尾巴”，他们或者把辫子盘起来，塞进帽子——日本人称他们头顶“富士山”，或者干脆剪掉，以示新潮。由于他们身居海外，无论是出于反满革命，还是追随新潮，即使再大逆不道，安全性还是大得多。

倒是章太炎，遭遇了很大压力。正是因为这件事，他的老师俞曲园对他严厉指责，还声言要讲其逐出师门。于是，就有了章太炎作《谢本师》，表示断绝师生恩义。

五四几个主将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演绎过一段关于辫子的故事。陈独秀的辫子是什么时候剪掉的，没有直接的资料。朱洪在《陈独秀传》中，说到他第二次从日本归来，“西装革履，乌黑浓密的头发向后梳去，一副留洋学生的派头”，[4] 他与前夫人所生的三儿子陈松年回忆道：“在满清时代，他是革命党人，在日本剪辫子，回来戴假辫子”。 [5]据此推断，他应该是留学日本时剪掉辫子的。比他本人剪辫子轰动的一件事是，他留学日本时"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清朝派出的学监姚昱的辫子。[6]事后，姚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陈独秀等人被日本当局遣返回国。他以剪辫子为革命标志的观念与当时并无多大不同。

李大钊在日本同样进行过一次辫子革命。1915年，他与留日学生司徒复兴等一起发动了一个剪辫子风潮，把凡是还拖着辫子的留学生当作保皇派，把他们的辫子强行剪去。他是什么时候剪掉辫子的呢？据说，他的堂兄在辛亥革命后曾经强行在村里发动了剪辫子运动，先是把一起的几个伙计的辫子剪掉了，然后再剪其他人的。据此推断，他剪辫子大概在1911年后，最迟不会晚于1913年他去日本留学前。[7]而李大钊本人对辫子的直接看法，现在笔者手头的史料里可以找到的是一是李大钊在唐山做工人运动期间，向当地的评剧艺人宣传在戏台上放脚、戒烟和剪辫子。[8]他在这里把辫子当作恶习来看待；二是他当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向中文系教授刘复编订的《歌谣选》供稿，他的来稿是：“不剔辫子没法混，剔了辫子怕张顺（勋）”，通俗地讽刺了张勋复辟时期，有无辫子都两难的社会怪现象。[9] 胡适的辫子革命要平和得多。1908年，胡适到中国公学求学，学生中有些激进者，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而他在中国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他剪辫子，也没有人来要求他加入革命党。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家看他年纪小，又是个做学问的料，就有意保护他。[10] 但他的革命，还是免不了从辫子开始。关于他的剪辫子，有两种说法，一说他去美国留学前在上海剪下的，并托人带给了母亲，一说是去美国以后剪的，总之，在他1910年去美国前后，他已经没有了辫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的剪辫子，不如他人轰轰烈烈也是事实。但后来他在北大做教授时，对辜鸿铭的辫子却很是反感，对蔡元培包容这等老朽也颇有微词。而且，胡适与辜鸿铭还有段关于辫子的公案。 1919年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随感录·辜鸿铭》，嘲笑辜鸿铭的辫子：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11]

辜鸿铭看到文章很不高兴，甚至扬言要和胡适法庭上见。还在一个场合慎重解释，他的辫子是在英国留学时，剪下来送给了一个可爱的姑娘。

在胡适看来，辜鸿铭的剪辫子最初是“立异以为高”，耍名士派头，而后来是“久假不归”，只是一种惯性，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意义。

1903年，鲁迅出国之前在上海剪掉辫子，还照了相，并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首诗送给好有许寿棠。这首许寿棠命名《自题小像》的诗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剪辫子的时候，虽然慷慨悲歌，要“我以我血荐轩辕”，虽然龙庭还是大清的爱新觉罗氏坐着，但留发不留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早他三年剪辫子的章太炎，也并没有因为剪辫子而遭到清政府的迫害，他后来（也是1903年）因“苏报案”蹲监狱，也没有被新帐老帐一起算。

为什么清初连 “巧辞争辩” 也不允许的严苛法律，这时候变宽松了呢？

其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强弩之末的大清朝，剪不剪辫子，不再是一件特别了不得的事情。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曾经光绪皇帝载�?，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12] 康有为都胆敢劝皇帝剪辫子了，可见到清末，剪辫子至少是一件可以讨论事情。"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变法失败后，剪辫子依然是可以讨论的。1903年初，《大公报》发起了断发易服的讨论，赞同者已占了多数，有论者居然公开主张“今使皇上首易西装，为国民倡，天下之人，有不靡然向风者乎?”。[13]同年《大公报》还报道，“江南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14]而清廷统治者自身，也以剪辫作为开明的象征。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开始尝试剪辫。1905年6月，清朝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一些官兵为便于戴军帽，将发辫剪去一束；军界的剪辫之风气也传染到了政界，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随员40余人中，"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15] 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 [16]。当然，也不是没有阻力。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戴鸿慈等归国后也分别呈请剪辩，均为慈禧压下。1906年，"泽公归国后，已有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宫深滋不悦"。[17]不久，"戴少怀待郎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末蒙允许"。[18] 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清廷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员、兵丁，均即斥革"。[19]这是清中央政府关于剪辫的第一道严厉禁令。令下，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山东提学使发布告示："除留洋学生外，有割辫洋装者，无论何项学堂之学生，一律惩办。"[20] 剪辫风潮才稍稍平息。但即使如此，清廷里面的开明派还是主张剪发。慈禧死后，保守派失去依恃。1909年光绪的两位弟弟载涛（时任军谘大臣）、载洵（时在外洋考察，归任筹办海军大臣）分别提出："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恳请明降谕旨"。[21]著名立宪派人物、江西提学使汤寿潜也对摄政王提出，请"易服削发，一新天下耳目"。[22] 1910年，黎元洪被从床下拖出来，强行剪辫，被逼无奈，当上临时总统。1911年12月3日，袁世凯剪辫。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资料，是想说明，经过中西文化几十年冲突和碰撞，经过晚清激烈的政治变局，社会风气渐趋开明。在晚清的政治生态中，从最敢于弄潮的学界，到画猫似的仿效西方的军界，再到保守势力集中的政界，剪辫渐渐成为一个时尚化行为，甚至有 “秀”化的倾向。虽然还有来自保守阵营的若干阻力，但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而，剪辫行为本身也就不具有政治上的激进性。而且，以晚清政局的合理发展推断，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条辫子终究还是会被主动剪掉。因此，从革命的政治意义上寻求的话，晚清及其五四一代学人的辫子革命，未必就有那么大的意义。他们只是社会时尚风潮中的几个引人注目的弄潮儿而已。与晚明那些抗清志士的宁可断头，不可落发相比，这个时期的剪发，在我看来，也不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从晚清到民国有两条著名的、屡屡为人所诟病的辫子——辜鸿铭、王国维的辫子——就不是我们通常的读解了。中西混血的辜鸿铭，以西学做底子，再通国学，结果拜倒在中华文化的裙下；醇正中国血统的王国维，先工国学，后通西学，结果从他者的眼光中，窥见中华文化自身的某些堂奥。二人殊途同归，都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二人又都因为那条辫子，身前身后遭受非议无数。王国维干脆成了顽固派、保皇派的代表，说他的辫子的存在，甚至成了晚清遗老“令人鼓舞的标记”，具有“招魂的意义”。但这样的政治意义是别人赋予的，他自己并没有标榜或者解释他为什么一定要留那条辫子，即使他做末代皇帝的老师，在溥仪图谋东山再起的时候，“他不曾发表过一片鼓吹复辟的宣言，也不曾从事阴谋家的复辟活动”，但是，他就是要决绝亲友弟子的劝告，固执地留着那条辫子，在北伐军将要进驻北京城，传言要强行剪掉他的辫子时候，愤然沉湖。

辜鸿铭的辫子也一直拖到死。但他比王国维张扬。他不仅丝毫不以辫子为意，而且还对嘲笑他的人说：“你们脑袋上的辫子是剪掉了，脑袋里面的辫子则不一定都剪得掉！”[23] “辫帅” 张勋复辟失败后，有次生日，他还送了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擎雨盖”，是指张勋的官帽，而“傲霜枝” 则是指他们二人还留着的小辫子。也许，我们从辜鸿铭的“傲霜”二字可以来读解他和王国维这两条辫子的意义。傲霜，是中国传统文人所钟爱的意象，指涉对象常常是菊花或梅花，菊花早植晚发、凌寒不凋、不妒群芳、独占秋光的习性。梅花凌寒独放，虬枝自由伸展的习性，被中国文人人格化，看作是冷傲高洁、桀骜不驯、遗世独立、笑看风物的化身。不幸的是，辜鸿铭和王国维选择了这样一个暧昧不明、备受争议的行为来“傲霜”，受到误解和责难也不足为怪。不过，在我看来，这两根辫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文化的仪式。从这个仪式中，我们看到了自封建时代以来的史官血脉的流转，也看到了魏晋时期文人高士的狷狂耿介、抗拒时俗的传统。从众易，逆流难。他们以一种可笑和古怪的方式，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实践了人格上的特立独行。而这，是一种自晚清开始就要失传了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可贵品格。中国文化史上，因为有了这两根特立独行的辫子，而更加斑斓多姿。

但是，我也非常明白，我是处在当下语境，甚至是当下个别语境下来看待剪辫子这件事情。晚清排满那些人不这么看，五四那代人也不这么看。周作人所说："男人的辫子在那时候只有政治的意义......"[24]因为这“政治的意义” ，所以章太炎的剪辫，由于选择了一个万人瞩目的场合，所以那个仪式搞得似乎像今天的一场“秀”；鲁迅剪辫子，要照相，还要慷慨题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自己赋予了这个行动非同一般的意义。他把剪辫子当作革命的开始，当作把肉身奉献给革命的开始。“血”这个意象，指的是身体，生命，这里他已经把作为个体的身体“共名”化了,宏大化了。共名是陈思和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能够涵盖一个时代精神走向的一些概念或主题，如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5]本文所借用的“共名”这一概念，指的是晚清及五四一代人，常常消解生命的个体意义，而把个人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联系起来的一种倾向。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陈独秀的“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26]李大钊的“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27]

把自己的身体共名化的结果，就是宽泛身体的能指，使身体具有更丰富言说的功能。约翰·奥尼尔认为：“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 [28]因此，人类是以自己最熟悉的身体为模型来构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如此，人自然的肉身就和社会的肉身同构，而这个社会的肉身，就是章太炎、鲁迅、陈独秀们以身相许的民族国家。

章太炎、鲁迅、陈独秀们的辫子革命，还源自革命想象。当汉人的辫子或发髻被强迫依照满人的辫子样式改变的时候，对于汉民族来说，这根辫子成了身体的他者。鲁迅说得很沉痛，也很精辟。他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29]但是，在历经二百六十多年的变化后，这个他者已经自认了。那些祖先曾经以鲜血和头颅反抗身体他者化的子民，绝大部分再次把辫子体认成了传统。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忘记了那根辫子的他者身份，民族的记忆沉淀下来了。革命者不断提醒人们，祖先的反抗还有继续的必要；列强环伺的外部环境也时时提醒人们，那根“猪尾巴”可能拖累整个国家。至于说剪辫子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大实质性的变化，章太炎、鲁迅、陈独秀们也许不清楚。但当时，辫子却是先行者们在“铁屋子”里可以顺手抓得到的敌人。抓它来做革命的对象，比孤独地到无物之阵去冲杀一阵，叫喊几声，没人应声要好。在《风波》里，鲁迅是生动地描绘过剪辫行为给死水一般的偏僻乡村搅动的一丝丝波澜。但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似乎从《自题小照》的豪气中脱离了出来，而说“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30]他回到国内，虽然买了一条假辫子，变成了他自己笔下的“假洋鬼子”，但家乡人正如阿Q生活的鲁镇的人们一样不喜欢他，当地的一个乡绅据说还要去告官。鲁迅生动记述的这些景象，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以辫子为革命想象对象的合理性。

鲁迅曾经喟叹，“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31] 有个西方人也曾经感叹：全世界如果想寻找一个像中国汉族人之罹患头发之厄祸的民族，恐怕是没有。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实在不能不算是世界上极少见的怪现象。从清朝立国到倾覆，头发，辫子，却是汉民族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晚清到五四一代学人辫子的或留或剪，都折射了超越身体以外的政治的、文化的意义。

2014公安巡逻民警先进个人事迹

该同志自参警以来，16年如一日，把根深深扎在社区，把情源源融入社区，无怨无悔，孜孜以求，凭着执着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责任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忠实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展示了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的崭新形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信赖和支持。近3年来，他先后荣立市政府个人二等功一次、市局个人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先后被评为“湖北省青年岗位能手”、“湖北省优秀责任区民警”、“XX市双创能手”、“XX市人民满意政法干警”、“XX市公安局优秀党员标兵”、“XX市公安局十佳基层民警”、XX区“十佳文明公仆”，2005年荣获XX市“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2006年荣获XX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并被申报省、市劳动模范。他曾先后10次被评为年度市局优秀公务员。2006年1月24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郑少三、省政法委副书记鲁志红、省厅副厅长周厚震、尚武、政治部主任杨传权等领导到新沟桥所亲切慰问彭涛时，郑厅长指出：“彭涛同志是基层派出所民警中的一面旗帜。”

一、面对选择，他投身社区无怨无悔

没有义薄云天的壮举，没有豪迈的誓言，也没有显赫的功绩，作为基层民警中的一员，彭涛无疑同其他民警一样默默无闻。然而，正是在日复一日的普通而又平凡的工作中，彭涛用他16年的从警生涯实践了一名公安民警对平凡的超越。从警以来，彭涛时刻牢记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模范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所难，帮群众之所需，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保持了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他常说：“既然选择了搞公安，选择了当一名责任区民警，我就要把它干好。”

1990年，22岁的彭涛大学毕业，怀着对公安工作的无比热爱投身警营，当上了一名普通的责任区民警，一干就是16年。在辖区里，他走家串户，与居民们谈心，拉家常，遇到熟悉的群众，他都关切的打个招呼，遇到矛盾纠纷他会迅速上前调解，遇到谁家有点难事，他都要伸手管一管，遇到可疑的人，他都要认真询问一番，从不让任何线索从自己身边溜过。从警16年来，他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家里，把政府的关怀送到居民心里，对群众一往情深，倾注了全部的爱。他帮助下岗职工、特困家庭、孤寡老人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作为一名责任区民警，社区就是他第二个“家”。每天早起，他都要到社区转上一圈；晚上，吃过饭后，他又悄悄地走进夜幕，来到辖区巡察一番，带领巡逻人员走街串巷落实好安全防范工作。《楚天都市报》记者到新沟桥所采访彭涛，从派出所随彭涛到社区警务室去时，短短一段不到15分钟的路程，他们竟然花了接近两个小时。因为一路上总不停有群众和彭涛打招呼，拉着他嗑家常，向他反映这反映那。碰到孩童，彭涛亲切地抚摸着他们的脑袋询问学习生活情况；碰到老人，彭涛关心地询问老人家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遇到门点，他都要走进去和店主交谈一下，询问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或者可疑的事情发生。其间，他还帮一位大妈将菜提到了她6楼的家中，帮一个副食店主卸下刚进的货物，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将她送到学校。仿佛整个新桥社区没有彭涛不认识的人，没有彭涛不管的事。记者觉得不可思议，小声询问旁边彭涛的同事：“难道他每天都是这样上班的么？”同事肯定地回答：“是的，他每天都是这样上班的。”

认识彭涛的人都知道，彭涛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他就是那种能够在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这一点从他脸上时刻挂着的微笑就可以看出来，那种微笑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满足的微笑。

二、面对工作，他平凡之中锻造辉煌

新桥社区是全区商业门点最多，人口流动量最大的社区之一。外来人口多，道口四通八达，治安状况十分复杂。彭涛接管段前，辖区违法犯罪活动比较猖獗，一些外来经商人员经常受到流氓地痞骚扰。他接管后，逐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治安巡查，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迅速扭转了这里的混乱状况。他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目标，不拘泥于传统工作方式，从基层实际出发，以“三基”工程为重点，强力推进社区基础工作，大力营造“打、防、控”一体化格局，迅速扭转了这里的治安状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了整合社区治安防范力量，发挥作用，彭涛结合分局和所里的日常与专项工作部署，下大力气，积极发展治安防范队伍。他带领社区群干积极发动群众、认真宣传，在居民心中逐渐树立“社区是我家，安全靠大家”的观念，在广大居民的支持下，新桥社区从过去仅有十几个治安关照员，发展到现在由安保队员、物业保安、治安积极分子、低保人员等组成的100多人的群防群治队伍。2003年10月，彭涛积极贯彻上级统一部署，在所支部的大力支持下，组建了XX区第一支自行车巡逻队。自行车巡逻队统一服装，统一装备，灵活机动，极大地提高了社区防范能力，形成了一个“门栋有人看，夜间有人巡，社区有人转”的治安立体新格局。2004年3月10日的下午，彭涛在带领新桥社区的自行车巡逻队员在巡逻时，凭着高度敏感，发现并抓获了一名撬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从而一举破获了一个流窜武汉三镇的入室盗窃团伙，带破案件30多起，涉案价值20多万元；2005年7月22日凌晨，彭涛带领安保队员徙步巡逻时，发现1男1女十分可疑。他果断将该男女带回所内，并将此情况向值班领导进行了详细汇报。经过上网核实身份，该男子是一名网上逃犯，名叫袁勤华，曾于2005年5月18日晚伙同他人在东西湖一砖厂将其老板绑架至XX区龙阳村一栋三层楼房内勒索40万元。

彭涛的基本功扎实，是青山分局公认的“数据库”、“活地图”。辖区里无论哪个单元哪一家有几口人，姓甚名谁，小孩长啥模样，他张口就来。在全市人口信息系统工程建设的工作中，彭涛同志作为责任区民警中的工作能手，深入调研，不断探索，终于摸索创造了一套户口核查的“五四三”工作法，并在全所进行推广，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目前，此工作方法已经在全青山分局推广开来，并得到了市局有关部门的肯定。彭涛在积极为同志们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工作仍然是严格要求，在他所管辖的新桥社区，人口1700多户、5400多人，彭涛的人口核查差错率仅为千分之一，无论是工作速度还是工作质量都在全局名列前茅，并得到了上级户政管理部门的高度赞扬。在侦破2005年新沟桥“3.24”故意伤害案过程中，正是彭涛得知其中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后，马上就断定其就是辖区内重点人口赵葳，并提供了该嫌疑人的详细情况，为最终成功破获该案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家住辖区24街49门的张杰（系彭涛亲手抓获送进监狱）刑满释放后，彭涛在第一时间上门探望。张杰见门口站着的人就是曾经把自己抓进牢里去的警察，对彭涛冷嘲热讽。敦实厚道的彭涛笑了笑说：“还蛮记仇呢！我是这个社区的民警，叫彭涛，知道你今天回来，特地过来看你。”彭涛见张杰还未吃晚饭，便带着他到夜市摊上吃宵夜，吃得张杰嘴里香喷喷、心里热乎乎。分手时，彭涛又从身上掏出50块钱塞到张杰手上。此后，彭涛几乎每天都要抽空到张杰家里转悠一下。一来二往，张杰心灵上的防范之墙终于被推翻，和彭涛交起了朋友。得知张杰将想自谋生路，开家小餐馆还差1500块钱的事情告诉彭涛后。彭涛立即赶回家，向妻子要了1500块钱，送到张杰手中。在社区里，彭涛还给街坊邻居打招呼：“张杰本质不坏，就是从小太迷糊了，失过足，站起来不容易，大家都要帮衬他。”张杰倒也争气，他认认真真地开着小餐馆，还参加了汽车驾驶培训，拿到了驾驶执照。2000年的时候，彭涛做通了张杰女朋友蔡琴家人的思想工作，使原本强烈反对两人交往的女方家人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张杰一提起彭涛就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甚至多次说彭涛就象他爸爸一样。辖区有个叫杨平的吸毒人员，街坊邻居见到他就象见到鬼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彭涛偏偏不信这个邪。为了帮助他戒断毒瘾，彭涛只要到社区去就会把杨平找到，与他谈心，并把前来找他的一帮毒友抓的抓、赶的赶；为帮他自力更生，彭涛跑前跑后给他办起早点摊。如今，杨平彻底摆脱了毒瘾，成了远近闻名的“戒毒明星”，从此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彭涛的努力下，新桥社区连续15年未发生重特大火灾及安全事故，连续11年未发生恶性刑事案件，2005年新桥社区发可防性案件15起，较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下降了11％和23％，社区治安状况十分平稳。2004年5月，他所担任轮值长的新桥联勤片被授予XX市“五一劳动奖状”。

三、面对群众，他倾心尽力无私奉献

在工作中，彭涛时刻牢记宗旨，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立足本职工作为民办实事好事，体现出人民警察亲民本色。2003年5月，市政府作出取缔、禁止营运“三车”的决定后，彭涛管辖的新桥社区有不少“麻木”车主，为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接连几天扎在社区，与他们交心谈心，给予真诚的帮助。通过有情操作，使辖区所有车主都按时上交了自己的“麻木”车辆。残疾人车主林学峰，想起彭涛帮其交车、买车、抱自己去学校的一幕幕，他饱含深情地给XX市公安局政治部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彭涛与我们非亲非故，但他却比我们的亲人还要亲。他以一个普通民警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为我这个饱尝艰辛的残疾人及居民群众做出了一件件感人至深的好事，而不图任何回报。”从2004年到如今的3年时间里，在彭涛默默的资助下，林学峰儿子的学费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

一提起彭涛，24街特困居民何三咏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从1991年至今的15年时间里，何三咏家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彭涛帮忙解决。其女儿娟娟从上小学到读大学，每到学校快开学时，彭涛就会多次往返于学校找到领导申请办理减免学费的手续。因为穷，何三咏一家经常受到别人歧视和冷遇，何三咏为此多次萌发轻生的念头，总是彭涛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她无微不至关怀、支撑她顽强生活的勇气。何三咏女儿娟娟读初中时，曾有一段时间产生了不愿意读书的念头，呆在家里怎么也不肯去上学。彭涛知道后，耐心细致地做通了娟娟的思想工作，并拿出钱来替娟娟缴清了学费，为她添置了学习用品。两年前，娟娟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大专，如今已经顺利签约一家合资企业。今年年初，何三咏在给彭涛写的一封感谢信中说到：“彭涛在我们母女俩陷入绝望之际，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的恩情让我们永生难忘。”辖区78门16号的居民郭昌林没有一技之长，去年下岗后自暴自弃，成天不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就是泡在酒中一醉方休，甚至经常跑到居委会大吵大闹，要求社区给他解决工作。彭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上门对其做思想工作，劝他放下包袱，凭借自己的勤劳重新开始新生活。起先，郭昌林态度非常冷淡，总说彭涛是多管闲事。彭涛毫不气馁，他认为只有帮郭昌林找到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巧去年12月份街道城管招协管员，彭涛通过工作让街里将郭录用。有了工作，郭昌林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还积极参加辖区治保工作，成为了彭涛的有力助手。

2005年11月2日，是新沟桥所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办理的头一天。彭涛挨家上门将新桥社区的孤寡老人、身残人员，共10多位居民群众，接到所里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并亲自为孤寡老人和身残人员整理衣服和发型，等照完像后，彭涛又亲自将他们送回家中，使孤寡老人和身残人员再次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与关怀。2006年1月份的某一天，85岁的辖区居民熊某到红钢城看望女儿，路过和平公园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周围的群众要打“110”报警，正巧路过的24街居民王某连忙说：“找彭户籍还快些。”于是迅速拨通了彭涛的手机。3分钟后，彭涛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将老人扶了起来，确认老人身体没有大碍后，驾车将老人送到目的地，并亲自将老人背上6楼。今年3月份，老人不幸去世，弥留之际还不忘拉着子女的手念叨：“彭户籍是个好人，好人啊……”。2006年2月份的一天，雪下得很大，新沟桥小学教师肖某在上班的途中被一辆富康车撞倒，车主迅速驾车逃离现场，肖老师无助地倒在雪地里动弹不得。与肖老师在一起的李老师，想追肇事司机又怕肖老师伤重，急得团团转。情急之下，她想起彭涛说的话：“有困难，就找我。”于是她立刻拨通了彭涛的手机，彭涛二话不说，问清楚了地点后迅速赶到现场。他冷静地将身上钱全部拿出来递给李老师，要她先送伤者去医院，并通知交警前来勘察现场，随后又立即组织群众追到了肇事车辆，将肇事司机交给了赶到现场的交通民警。

只要是做好事，无论是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彭涛做起来也是不遗余力。今年过年以后，新桥社区的一个厕所下水道堵塞了，粪水一直弥漫到小区的大路伤，过往群众苦不堪言。社区也多次向城管和水务部门进行了反映，但相关部门一直以工作忙为借口进行推托，长达半个月时间无人过问。彭涛得知这一情况后，向居民承诺如果没有人管他将亲自上阵用长篙进行疏通。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被这个“管得宽”的民警所感动，终于抽出专门时间和彭涛一道将这个下水管道进行了疏通，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新桥社区市各老社区，下水管网老化年久失修，经常滞水，彭涛设法和社区居民干部一起，将社区内所有窖井全部冲洗了一遍，为社区居民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从2006年开始，彭涛就给自己定了“五个上门”制度：一是孤老、残疾人、军烈属、下岗职工、困难户的节假日上门看望制度。逢年过节的时候，彭涛都要把辖区孤寡老人、军烈属和特困户聚在一起，请他们吃团年饭；二是居民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生病上门慰问制度；三是群众见义勇为抓获罪犯，上门慰问并向其所在单位发建议奖励函；四是为群众代办户口送上门制度；五是群众之间发生纠纷，主动上门调解。现在新桥社区的群众只要有困难、有急事，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彭涛，他的手机号几乎成了新桥社区的“110”。因为在居民群众的心中，彭涛就是社区的“110”，无论大事小事，他都有求必应。社区几乎所有的老人、残疾人都被他帮助拎过菜、拉过车、扛过煤气坛子、修过水管、送过物资，可群众感谢他的烟、酒等礼物他却从未接受过。

四、面对未成年人，他悉心帮助促其健康成长

从2002年开始，彭涛利用担任新沟桥小学法制副校长的有利条件，通过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上法制课、为“双差生”逐人建立档案、定期上门走访等措施，切实关心未成年人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并做好了“三个一”，即：在每个学期的开学典礼上为全体师生上一次法制教育课；每个月为学校的问题学生进行一次心理辅导；每周到学校了解一次学生的特殊问题。

为维护辖区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给学校创造良好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彭涛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整治校园周边环境。他一方面规范校园网吧、录相厅、台球室等场所的管理，坚决取缔非法经营的娱乐场所；另一方面他与卫生、文化、质量监督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强化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加大对含有淫秽、色情、暴力的书刊、影碟、游戏盘等各种非法出版物的打击查处力度，将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举措落到实处。

针对中小学生普遍法制观念淡薄、自我防范意识差的情况，彭涛积极深入校园，主动配合学校，对辖区中小学生广泛开展法制教育、旅游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卫生、防火、防盗和预防洪水、雷电等自然灾害等安全常识教育，教会青少年在特殊情况下自护自救、防卫逃生等生存本领，提高其法制意识、安全意识及自我保护能力。去年该小学一名学生家中发生了煤气泄漏，当时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两人，而且他母亲正在午休，情况十分危急。闻到异味的学生非常冷静地打开了家里的窗户，并摇醒了母亲，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事后大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冷静，他自豪地回答说是彭叔叔教的。2006年3月，彭涛组织了新沟桥小学全体学生前往青山绿茵广场，观看了禁毒宣传展览，并在“远离毒品”宣传条幅上签名，使学生们认清了毒品的危害性，做到从小就远离毒品。

未成年人往往自控能力差，面对网吧的诱惑常常力不从心，一不小心就会深受其害。2005年8月份的一天，新沟桥小学毕业班学生唐剑锋的班主任发现他一连3天未来上学，打电话到家里，父母还以为他在学校上课。彭涛得知这一情况后，发动师生在附近网吧寻找，终于在八大家一黑网吧内将唐剑锋找到。在给唐剑锋做思想工作的同时，彭涛深深认识到要让学生彻底远离网吧这一“毒瘤”，仅靠他一个人是不够的，要发动多方面力量，群策群力，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他一方面积极和工商、文化部门取得联系，加大对辖区学校周边网吧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学生的宣传教育。2005年上半年，彭涛还特地发动社区离退休干部、老党员成立了新桥社区“四点半”学校，将放学后没有地方呆的学生组织到社区活动室开展健康有意义的活动，并到学校周边的网吧内将偷偷溜到里面玩耍的学生“请”出来。目前，新沟桥小学附近的网吧内再也看不到该校学生的身影了。

彭涛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家庭的因素，特别是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容易出现此类问题。为此，他积极对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给予关怀和帮助，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学习情况，使这些特殊家庭的子女也能够健康成长。2002年，彭涛了解到辖区一名辍学儿童潘灯遭父母遗弃，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缺乏管教，他平时行为古怪，心理心态不正常，成天玩电子游戏，甚至染上了小偷小摸的不良习惯。为了给潘灯提供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彭涛主动带着潘灯到学校，恳请学校收下。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每天接他放学，盯着他做完作业，看着他睡下才离开。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到学校了解潘灯的学习情况。考虑到潘灯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潘灯的奶奶每个月只拿低保，彭涛在每个学期开学前一定亲手将学费交给潘灯的奶奶，并把他春秋游的费用直接交到学校。当老人家看到一位与自家无亲无故的民警这么关心自己的孙子及家庭，并无偿资助学费时，几次都感动得要给彭涛下跪，彭涛只是平静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现在小潘灯改变了学习习惯，比较听老师的话，见到彭涛就会亲热地叫他“彭爸爸”。几年来，彭涛一共帮助了10多位因为家境困难或染上不良习气而辍学的未成年人重返校园，使他们重新走上人生正轨。

新沟桥小学1000多名学生中没有不认识彭涛的，见到彭涛，他们都会很亲切地喊：“彭叔叔好”。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彭涛就象一面镜子，代表着千千万万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2004年彭涛被光荣地评为XX市首届“十佳校外辅导员”。

五、面对诱惑，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彭涛在人民群众的眼里是一个好警察，在同事的眼中，他也是一个好朋友和好榜样。从警15年来，彭涛身边的同事有的提了所长，有的提了科长，与他一同走进警营，走进同一个派出所的同学如今已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但是彭涛的岗位一直没有变，身份也一直没有变。他深深感到，仅在工作上拼命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使用好人民给的权力，在身处公与私、情与法的尖锐矛盾中，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以权谋私、不吃请受礼、不徇私枉法。他从警以来，从未因个人私事动用公车。他还给家属规定了三个不准：不准替亲戚朋友说情，不准收受别人的财物，不准在外面打他的招牌。彭涛说：“钱多多用，钱少少用，况且我追求的是人活着有价值、有追求、有理想，吃尽美味都是盐，穿尽绫罗都是棉”。对待金钱，他不受经济思潮影响，胸怀淡泊之志，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诱惑。他的岳父母在商场上经过多年的经营与积累，家资丰厚，经济条件优裕。旁人不解地问：“干了15年的责任区民警，都没有捞个一官半职，还是个民警，你这样干到底图个啥？”岳母也时常唠叨：“派出所社区民警这么辛苦，干脆跟领导说说，换个轻松岗位。”对此，彭涛总是一笑置之。从警以来，他从来不以权谋私、吃、拿、卡、要，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清正廉洁，生活更是十分勤俭节约，从不奢侈浪费，用的手机还是从旧货市场买的二手货，买菜总是等到下午6时后再去。有时居民故意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早上买菜，而等到晚上菜贩收摊前买菜，他回答：“晚上别人要收摊回家，所以价钱便宜些。”一席话说得听者唏嘘不已。16年来，彭涛为居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计其数，救济贫困群众他慷慨解囊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从不吝惜，却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一分私利，从未接受任何好处。曾有人企图用金钱开道，想在他的辖区搞违法经营，但都遭到彭涛严辞拒绝，其中不乏他的熟人好友。2003年11月的某天，有一名餐厅老板想在店内摆放几台赌博游戏机，通过一个熟人偷偷塞给彭涛一个鼓鼓的红包。一向为人和气的他顿时翻了脸，严厉批评道：“你要是合法经营的话我保护你没二话，但想搞旁门左道的事别怪我翻脸。”当场将红包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搞得熟人尴尬不已。

彭涛辖区内由一名叫赵葳的失足青年，经常同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混在一起，是彭涛的重点帮教对象。彭涛经常利用下管段或休息的时间找其谈心，彼此之间非常熟悉，赵葳总喊彭涛叫“彭大哥”。2005年3月24日，新沟桥辖区发生一起伤害案件。彭涛发现其中一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与赵葳比较相似。彭涛马上找到赵葳了解情况。赵葳起先不敢承认，但禁不住彭涛的严厉质问，只得向彭涛下跪并苦苦哀求：“彭大哥，我对不住你，一时糊涂才跟他们去帮忙的。只要你能睁只眼闭只眼，我愿意给你任何好处。”彭涛将他扶起，语重心长劝导了他一晚上，终于做通了赵葳的思想工作。赵葳连夜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交待了案情和另外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详细情况，为该案最终成功破获提供了重要线索。赵葳被关押以后，彭涛还多次买来书籍、生活用品和水果前去看望，勉励他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面对荣誉，彭涛总是淡然置之，他总说自己做的事情都是些小事，不值得大书特书。2003年12月3日，《楚天都市报》曾经刊载了一篇题为《默默奉献13年，好事要说“一千零一夜”— —封信牵出“雷锋”户籍警》的通讯，大篇幅报道了他扎根基层、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金报》、《武汉晨报》、《武汉晚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又对彭涛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了深入报道。时任市委常委、市局党委书记、局长黄关春同志在报道上作出批示：“彭涛同志以实际行动在实践‘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值得全市公安民警学习。”

2005年12月24日下午，彭涛的述职述廉工作报告会在新桥社区举行，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晓红参加了会议。会上，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群干、企事业单位领导、学校教师等30多名居民代表，对彭涛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随后进行的民主测评中，代表们对彭涛的2005年度工作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满意率达到了100%。

平安，和谐。每当看到这样的字眼时，总是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意境降临，总要勾画一幅幸福和谐的盛世太平。在社区民警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彭涛以他对工作的热爱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守护着整个新桥社区的安宁。“对于拥有彭涛这样的社区民警，新桥社区居民是安宁的，也是幸福的”。而群众的赞赏，也就是对彭涛的最大奖赏。作为一名责任区民警，彭涛心中装满了工作，装满了群众，装着千家万户，他愿燃烧自己金色的年华，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正如他在功模民警巡回事迹报告会上袒露心声：“明白比智慧更重要，我对人生的追求就是当棵小草，小草能够绿社区，这也是一种幸福”。

一二九运动在谁的领导下进行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彭涛

重温历史，回顾往昔。人们每每念及一二九运动那几位叱咤风云的领导者时，心底就会对早逝的彭涛涌起格外沉重的情愫。1961年11月4日，肺癌夺去了彭涛年仅48岁的生命。3天后，周恩来主持了首都各界公祭彭涛的仪式。中共中央的悼词对他这段历史给予充分肯定：称他"成为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1979年，彭涛家乡的史学工作者进京先后访问了谷景生、郭明秋、李雪峰等参与领导这场运动或做了相关工作的人，最后，进中南海采访了一二九运动的年轻骨干--时任副的姚依林。姚依林以肯定的口气对来访者说："彭涛实际上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投身革命浪潮的热血学子

彭涛，原名定乾。1913年11月出生，江西省鄱阳县人。1925年，他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学习。次年，以教师为职业掩护的共产党员李汉新担任了彭涛的级任老师。彭涛在李汉新那里看到了很多革命进步书刊，这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7年2月，14岁的彭涛担任了鄱阳县儿童团总部团长、学生联合会代表，后来又加入了共青团。他积极组织同学们上街贴标语、散传单，高唱"打倒劣绅除军阀"等革命歌曲，参加解放妇女的社会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工作干得很出色，经过实践锻炼，他逐渐成长起来，被大家推选为共青团县委宣传部部长。

1927年秋，彭涛考入鄱阳中学。这时，李汉新利用担任县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之便，筹集枪支支援方志敏等组织发动的赣东北农民暴动。这一切更激发了彭涛的斗争勇气，他几次领头将"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贴戒备到森严的国民党县府内。

一天夜里，鄱阳中学门口突然被国民党保安队堵住了。保安队长声言县长要"请"彭涛去谈话。被惊醒的彭涛见情况不妙，便在同学的帮助下，匆忙逃离了学校……

彭涛离开鄱阳后，先后入南昌鸿声中学、匡庐中学就读。满怀革命激情的他因一直未找到党组织而感到孤寂。1931年初，他毅然决定离开江西，只身北上赴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北平。彭涛在北平考取了北平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很快融入了爱国革命运动的洪流中。1932年，彭涛加入北方"左联"革命团体，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北大附中共青团支部书记。由于他积极带头参与革命活动，被校方视为"越轨"而开除。随后，党组织派他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南区区委委员，专职从事学生运动，从此开始了他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激流勇进的"学运"组织者

1933年3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消息传到北平，彭涛立即向党组织申请前往抗日前线，党组织派他到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从事兵运工作。同年夏，着名抗日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彭涛又奉命到同盟军中工作，并担任张家口共青团委书记。9月，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共同夹击下遭到失败，彭涛又返回北平。此时，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从同盟军回来的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4年，彭涛考入辅仁大学，为避免遭受迫害，此时他将原名"彭定乾"改为"彭涛".

1933年四五月间，北平工作委员会成立，彭涛担任宣传部长，创办了《抗日新闻》三日刊，及时将抗日形势和党的斗争任务及策略广泛传播，把广大爱国青年吸引到党的周围。

1935年7月6日，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字后，引起广大爱国学生的极大愤怒。彭涛积极组织发动了一次以教会学校中爱国学生为主的向何应钦请愿的行动，并起草了"反对出卖华北"、"开放言论集会"等六项要求的《宣言》，印发传单，广为散发。

这年夏季，河北、山东暴雨成灾，黄河决口，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彭涛与北平工委成员谷景生、周小舟等人决定以发起社会救济的名义，建立一个可公开活动的组织机构。通过努力，"黄河水灾赈济会"成立了。这样，既组织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赈济活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又较顺利地将2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组织重新恢复和建立了起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赈济会的救灾工作结束后，为了把北平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彭涛找到了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黄敬(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和清华大学的姚依林等人，谷景生找来了女一中的学运骨干郭明秋等人。大家商议组织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抗日组织"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扩大原赈济会的组织力量，使之便于开展政治活动。

正当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时，市委内部在认识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彭、谷、周等人提出基于现阶段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也应相应调整。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彭涛等提出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遭到了一些人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是降低了党的组织性。彭涛等人研究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则被他们指责为"右倾".若干年后，从档案中可以找到周小舟写于1944年6月的自传，其中涉及会议争论的内容："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的，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为此，彭涛还被撤销了市工委宣传部长的职务。